埃吕尔是从旧宣传研究向新宣传研究转型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技术哲学家，其宣传研究建立在其技术哲学基础之上。他从哲学社会学视角剖析了技艺社会的整体逻辑，并以技艺社会的整体逻辑反思了作为社会现象的宣传，以及技艺与宣传所导致的政治幻象。埃吕尔的宣传研究超越了视宣传者意图决定的相对主义，也不同于考察宣传效果的实证主义，直指宣传的本质。埃吕尔对传播学的贡献不止于宣传研究，他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媒介、个体和社会的宏大叙事。在媒介技术广泛渗透的当下，埃吕尔对宣传技艺的哲学社会学阐释对传播技术主义研究范式颇具启发。在将传播现象作为整体来考察并关注媒介形式方面，埃吕尔与麦克卢汉有共同之处，但前者将技术作为整体隐喻坚持的更为彻底。与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不同，其宣传研究的理论取向源自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年出生于波尔多，1937年在波尔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坚持抵抗运动，战后活跃于法国政坛和宗教界，任波尔多大学历史暨社会学系教授。埃吕尔一生著述颇丰，涵盖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圣经研究和诗学等。埃吕尔最重要的著作《技艺社会》发表于1954年，同时，他将技艺社会研究拓展到对宣传（Ellul，1954/1964）和西方民主政治（Ellul，1965/1967）的研究，这三部曲构成其西方现代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Fasching，1981：57）。《技艺社会》在法国出版时，并未马上引起注意。1960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向美国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介绍了埃吕尔的思想，随后该中心陆续在1961年、1963年、1966年举办技术探讨研究相关研讨会，邀请埃吕尔介绍其论著，被邀请的嘉宾学者还包括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埃吕尔的论文“技术秩序”（the technological order）被作为会议文集的书名，并被认为是其中“最令人兴奋和最具原创性的”思辨文章（Taylor，1964）。《技艺社会》《宣传：态度的形成》分别在1964年和1965年被翻译成英文，此后，埃吕尔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Mitcham，2013：17-34）。
《技艺社会》也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1960）、意大利语（1969）、日语（1975），但在其他几个国家引起的反响远不及美国，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埃吕尔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技术伦理及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介绍较多（狄仁昆，曹观法，2002；梅其君，2006，2008，2009，2016）；就传播学领域而言，刘海龙较早关注到埃吕尔，并对埃吕尔在西方宣传研究脉络中的地位作出了准确客观的评价，认为埃吕尔是新旧宣传转换的关键人物，为“新宣传”研究的科学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奠定了基础（刘海龙，2007：36-40；刘海龙，2013：301-313）。在此之后，曾建辉（2017）从技术观、媒介观、宣传观、研究方法论四个方面介绍了埃吕尔的媒介哲学；唐晓（2020）从目的、性质和心理效果等方面简单梳理埃吕尔的宣传观，这两项研究停留于埃吕尔主要观点的罗列式介绍，未能揭示其技术观、宣传观之间的关系和背后的概念体系。
埃吕尔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大众媒介和宣传在社会中的普遍渗透，他以学术研究阐释那个时代的希望和恐惧。他确实是西方宣传研究分水岭式的人物，超越了视宣传者意图决定的相对主义，也不同于考察宣传效果的实证主义，直指宣传的本质。但他对传播学的影响力不止于宣传研究本身。结合其技艺社会和宣传政治效应的分析，他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大众传播、个体和社会的宏大叙事，一个内涵丰富的时代横断面。媒介环境学派也把媒介对社会的重构放到了宏大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中，但是现实的社会因素几乎被抽空。与之相比，埃吕尔分析的是20世纪技艺社会整体环境中信息传播发生作用的条件、机制和影响，更富于对媒介社会现实的洞见。理解埃吕尔的宣传思想须在技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宣传是技艺在信息传播领域的表现。在埃吕尔看来，与其说宣传是一个政治武器，不如说宣传是技艺社会的影响，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社会它将人整个包围，是技艺社会中“最内在、最难以捉摸”的表现形式（Ellul，1962/1965：xvii）。
埃吕尔所说的“技艺”（对应的法文是technique），在英文中被翻译为技术（technology）。法文中的technologie在英文中也被译为technology，technologie意思是关于技艺的话语，而埃吕尔的technique指的是一种“技艺现象和技艺实在”（Vanderburg，1981/2004：26-27），并不包括技艺的话语。另外，英语中technology既可以指具体的技术，也可以指关于技术的话语，但主要指机械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技艺（technique）是比技术（technology）更广泛的概念，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只要涉及到理性、效率或程序的方法都可称之为技艺。换句话说，在技艺社会，技艺意味着人们在所有的领域中有意识地寻找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埃吕尔认为，“在我们的技艺社会里，技艺是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十足效率的、理性地达成的方法之总体”（Ellul，1954/1964：1）。技艺也不同于机器（machine）。技艺确实始于机器，没有机器，技艺世界不存在，但机器外在于人，技艺则内在于人。随着技艺扩展到生活世界，它不再与人面对面，而是逐渐掌控人。这是埃吕尔所论述的技艺与机器的根本区别（Ellul，1954/1964：6）。
漫长的技艺累积、人口增长、经济环境的适宜性、社会环境的可塑性等，共同促成了技艺社会的来临。在传统社会，技艺是利民厚生的工具，人们仅取其所需。技艺社会则试图使自然臣服于己，不断地向自然索取，不断地逼迫大自然敞开自己的秘密。它的惟一法则是效率。一切审美、伦理和宗教都不断被边缘化，臣服于它。技艺是高速扩张性的，它冲破传统共同体的束缚，在全球扩展，“技艺慢慢的变成了客观的并且像物理的东西一样被传递；因此导致某种文明的统一，而不论其所处的环境或国家”（Ellul，1954/1964：78）。换句话说，在传统社会，技艺嵌入社会母体；在技艺社会，技艺则脱嵌并将社会纳入技艺的法则。技艺已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是人为的、自主的、封闭的、偶然的，也是手段优先于目的的（Ellul，1962：394-421）。
埃吕尔分析技艺社会的思维方法具有整体性和批判性，这与他早年集中大量研读马克思（Karl Marx）著作不无关系。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对社会实在的建构及其后果，勾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逻辑，埃吕尔则透析了技艺对社会实在的建构及其后果，描绘了技艺社会的轮廓。埃吕尔确曾设想，假如马克思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话，最能引起马克思关注的一定是技艺现象（Vanderburg，1981/2004：27）。技艺改变并重塑了生活世界，修正了整个社会结构，“技艺无所崇拜，无所尊重。它只有一个目标：揭掉外部世界的面纱，将所有事物都置于阳光下，通过理性的运用将所有事物都转换为工具”（Ellul，1954/1964：143）。当人类一切的文明创造都让位于技艺，当技艺以人类为目标而成为社会的中心，技艺文明即降临世界，“技艺文明说明我们的文明是由技艺建构的（只有属于技艺的才是文明的一部份），以技艺为目的（这种文明的一切必须服务于技艺目的），而且是排他性的（因为它排除了所有非技艺事物或将其降级为技艺形式”（Ellul，1954/1964：128）。这样，技艺变成一种社会实在（sociological reality），“独立于我们的决断力的生命，有它自己的实质和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Ellul，1954/1964：93）。作为一种社会实在，所有的社会现象或者是对技艺的模仿，或者是对技艺影响的补救（Vanderburg，1981/2004：38）。个人只能在这种技艺实在的框架内过活，技艺成为个人生活的基本背景，每个人只有相对于技艺实在来决策和界定自己的价值。在技艺社会，个人在技术必然性的强制下没选的权力，或者作为技艺进步的催化剂，或者成为技艺过程的操作工。技艺为人们理解与解释世界提供核心视角，人之所言所思离不开技艺的表达，以至人们对实在的态度也相差无几。
在埃吕尔看来，技艺社会具有自主性（autonomy）、自我强化（self-augmentation）和一元性（monism）的典型特征。技艺自主性意味着技艺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对社会和人实施全面控制（梅其君，2009：181-184）。在技艺运作中，很多方法、机制、组织和配方都会自动执行，人被剥夺了选择权，并欣然接受，技艺逐渐进化成封闭的系统，变成支配人的力量，技艺封神，“技艺必然将人缩减为技艺的动物，所有的技艺奴隶中的王者”（Ellul，1954/1964：138）。技艺必须以数学精度为尺度，必然会消除人类的变异性和弹性，其对人类的替代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越来越陷入技艺必然性编织的铁笼，丧失了独立性和判断力。当效率优先成为个人行动的法则，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其塑造的人格特质，个人放弃了伦理判断和审美批判，手段支配目的。技艺的自我强化意味着技艺社会一旦开启，即无终结，不断自我扩展，无有弗界。不仅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且按几何级数而不是按照代数序列演进。在技术自我强化过程中，个体越来越微不足道，“人被降格成催化剂。他甚至就像一个插入的硬币：不必参与就开启了机器的运作”（Ellul，1954/1964：135）。技艺在本质上具有普遍必然性，它致力于普遍性的科学，并将科学变成技艺的器具，成为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通用语言，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技艺普遍主义。技艺修葺它所触及的一切，其本身却遥不可及，无论是技艺的必然性还是其相互作用方式，都要求吸纳所有的技术组成统一体，相互支持、彼此强化、协同发力，没有一点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分离。现实中的丰富多彩的技术现象，都是技艺社会同一性的幻象（Winner，1971：217-235）。
根据技艺的目标和对象不同，埃吕尔认为技艺可大致分为经济技艺（economic technique）、组织技艺（the technique of organization）和人身技艺（human technique）。经济技艺关注生产领域的投入产出比，既可以是劳动组织，也可以是经济计划。毕竟，物质生产是技艺社会的基础，离开物质生产，技艺社会也岌岌可危。组织技艺针对广大群众，不仅适用于庞大的商业或工业事务，也适用于国家、行政和警察权力。当然，组织技艺也适用于战争，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组织技艺应用情况。实际上，一切人类活动不能离开组织，譬如经济技艺中就离不开劳动组织和生产组织的技艺，两者仅在对象与方法上有所不同罢了。所谓人身技艺是以人为对象的技艺，形式多样，医学、遗传学和宣传等都属于人身技艺（Ellul，1954/1964：22）。人身技艺是机械技艺和心理技艺复合的产物。繁复的机械技术，譬如无线电、新闻和电影，使大众相互联络，也方便群体中个人之间的沟通。诸如精神分析、大众心理学等心理学技艺有利获取关于人类心理的精确认识，对于动员大众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宣传中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关于心理影响的技艺与组织技艺相结合，并以激发人们行动为目的，“宣传是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采用一整套方法，通过心理操纵，使一群人（a mass of individuals）在心理上融为一体，并统合到组织中，从而使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Ellul，1962/1965：61）。
埃吕尔将宣传作为一种技艺，宣称“以与研究其他技艺相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宣传”（Ellul，1962/1965：xv），但他也认为传播媒介是“最深层和最隐秘的人类技术活动”，因而在他所谓的“宣传”研究投注了相当的注意力（Cortes，2020）。埃吕尔的“宣传”概念内涵比通常理解更加宽泛。一方面，他以四个维度将宣传分为八类：政治宣传和社会宣传、鼓动宣传和整合宣传、垂直宣传和水平宣传、理性宣传和非理性宣传。这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传播形式。另一方面，作为技艺的宣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艺的结合：第一种是复杂的机械技艺（主要是无线电、新闻和电影），它允许与大量人员进行集体直接通信，同时也可与群体中的每个人交谈。这些技艺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和给人带来精神和智力压力的非凡能力。第二种是一系列心理学技艺（甚至是精神分析）和社会学技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果。作为人身技艺的宣传是这两种技艺结合产生的人类技艺的新体系（Ellul，1954/1964：363）。随着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包括媒介化理论在内的各种媒介理论兴起，鉴于媒介概念在当下的多维涵义和混乱使用，埃吕尔的作为“技艺”的“宣传”概念体系颇具启发性。
埃吕尔将宣传置于技艺社会场景，认为技艺社会是宣传兴起的条件，宣传又整合了技艺社会。通讯材料技艺、心理技艺、商业技艺和全能政府技艺集合起来产生了重要的宣传现象，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技艺，独立于所有其他技术，并且作为不断涌现的现象的结果而必然出现（Ellul，1962/1965：91）。现代宣传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前所未有。首先，现代宣传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科学分析为理论基础，没有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就没有宣传。其次，宣传倾向于以科学方法建立一套严格、精确和经过检验的规则，强加给每一个宣传者，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再次，宣传需要对环境和个人做准确的分析，这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最后，慢慢的变多的人试图控制宣传的使用，衡量其效果，这不能离开科学技术（Ellul，1962/1965：x）。与此同时，宣传也能解决技艺社会的难题，把个人融入技艺社会，成为技艺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宣传“将人团团围住，并导向完全一体化的社会（a completely integrated society）”（Ellul，1962/1965：5）。技艺社会运作的逻辑使宣传应运而生，而“宣传本身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发展技术进步、建立技艺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Ellul，1962/1965：x）。
如上所述，宣传依赖于现代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尤其依赖大众心理学。随着传统共同体逐渐解体，现代大众社会兴起。一方面人们获得了解放，不再依附于共同体，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独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重负。另一方面被连根拔起的个人在现代社会无所依傍，恐惧与焦虑并存。在大众心理学家看来，大众社会的标志是人们不再追求卓越，而是追求相似性，不求鹤立鸡群，但求泯然众人，“在群众的理念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甚至也没有性别的差别。谁在推挤他，同他自己推挤自己一样，人们感觉到他就像感觉到自己一样，于是一切都突然变得就像在一个个体身上发生一样”（卡内提，1960/2003：2）。人们并不是通过你自己的价值来定义自身，而以他人的动机、情感和迷思来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他一定要把自己削平为普罗大众。在大众社会，有效的行动取决于普罗大众的意愿（Ellul，1962/1965：7/93），大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其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加塞特，1929/2012：29）。埃吕尔认为，大众社会是宣传成长的社会条件，“大众社会是宣传兴起的首要条件；大众社会一旦形成，就会唤起宣传的力量和功能。”（Ellul，1962/1965：95）
宣传发挥社会统合的功能，填补大众的焦虑空虚，克服其恐惧，它只有同时俘获个体和群体才可成功。个体从传统共同体脱嵌，在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中，无枝可依，彷徨流浪，譬若浮萍，更容易受宣传影响，在宣传构筑的意义空间和世界中获得暂时的安顿。尽管他们是明显的失败者（subhuman），却又假装为骄傲的超人（superman）。于是，心理操纵不可避免，宣传要人为制造个体崇高的假象，来满足大众的社会心理需求，即便是虚幻的需要。宣传在给大众戴高帽的过程中，使之逐渐习惯于宣传所制造的帽子，久而久之他们会服膺特定的象征符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Ellul，1962/1965：8）。当个人所属群体有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利益诉求，那么群体生活越丰富多彩，宣传效果也就越明显（Ellul，1962/1965：50-51）。
现代宣传得益于大众社会结构，但若要有效率的俘获大众则离不开大众传媒，“现代的社会结构将个人置于最容易被宣传影响的境地”，“而作为现代社会之技术进化一部份的大众传媒则深化了这种情势，使之可以影响个人，整合成大众。大众传媒之所为，正是宣传为俘获客体之所欲“（Ellul，1962/1965：9）。大众传媒在埃吕尔的著作中并不是核心概念，他选择“宣传”这一概念来表达内在于人和社会的具有效率的理性传播方法或程序的总体。一系列媒介技术发明和科学进展与其他社会条件一道促成了宣传技艺的出现，但埃吕尔所说的宣传技艺不等于媒介技术。埃吕尔将大众媒介技术作为现代宣传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个体难以抵抗媒介技术的诱惑，在其购买媒介设备的同时，也就对宣传敞开了大门，虽然其接触媒介并非为了接受宣传（Ellul，1962/1965：103），而且，除非被宣传者与宣传内容具有共谋（complicity）关系，否则宣传没办法实现。但是，媒介确实创造了自己的公众，它们有自己吸引人的方式，个体购买或获取媒介（报纸、电视机、收音机等等）的行为本身就开始将他/她嵌入更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结构中（Ellul，1962/1965：104）。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埃吕尔继承法国社会学的整体主义传统，是社会塑造人，而不是个人塑造社会。因此，宣传不能停留在征服个人层面，还必须表达社会主流，必须对集体性的社会预设、耳熟能详的迷思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了如指掌。社会预设是情感、信仰和图像的集合，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据此评判事件，认识事物，根本不会心生质疑，甚至根本就没意识到它们。这种日用而不知的社会预设和社会神话，往往会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方位，构成人们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现代宣传不再寻求改变人们的看法，而是通过唤起人们积极而神秘的信仰和社会预设，来诱导人们放松警惕地跟随宣传者的脚步行动起来，“只有当一个人深层次的社会信念与那些针对他的宣传背后的信念相一致时，他才能被俘获和动员起来。只有在宣传推动他采取及时行动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唤起并付诸行动。这两个要素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Ellul，1962/1965：43）。社会实在如同汪洋大海，人们则只对浪花——反映社会预设或社会迷思的新闻事件——有兴趣，拙于理解，长于感受，进而行动起来。
因而，在宣传活动中，宣传者与宣传对象形成共谋关系。宣传者仅仅是隐藏在宣传机器身后的代表，其言行非个人行为，而是精雕细琢反映了宣传机器的意愿，反映社会预设，制造社会神话，最终与宣传机器浑然一体，宣传者“以各种方式对待病人，却保持冷静和疏离，其所选择言辞和行动纯粹出于技术的原因。病人则根据自身的需求而被拯救或被牺牲”（Ellul，1962/1965：24）。宣传对象也并非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参与宣传活动，并从中获得满足感，越来越有瘾，深陷其中，不能自己。没有宣传对象的隐然同意，宣传活动便不可能成功。因此，埃吕尔从根本上反驳那种认为宣传是邪恶的宣传者设局诱捕宣传对象的说法，“严格说来，宣传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其根源和存在的理由在于群体的需要”（Ellul，1962/1965：242）。不仅仅是任何政体都需要宣传，而且宣传对象也需要宣传。这种双重需要相互对应，相辅相成。
宣传内在的必然性使之致力于攫取一切能为之所用的事物。现代宣传试图掌握每个人的身心、意识和潜意识、意愿与需要，改变人们的偏好，重构社会情景，通过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来塑造新人，并将所有人都纳入宣传的怀抱。为此，现代宣传必然运用各式各样的大众传媒—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海报、集会、游说等等，以全方位立体性的触及宣传对象。宣传还会接管无论古今的文献，并根据宣传者的需要而重新书写。这绝非专制政体或集权政治之特有现象，而是宣传之总体性使然。现代技艺的总体性决定了宣传的总体性。现代宣传俘获群众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分为隐微宣传（covert propaganda）和显白宣传（overt propaganda）。前者试图隐藏其目标、身份和资源，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被引导到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故又称之为黑色宣传。后者则是光明正大地公布其机构、意图、目标和资源，群众了解也接受，故又称之为白色宣传。实际上，现代宣传者都会根据不同的目标和意图，而交替隐微和显白宣传。这两种宣传是现代宣传的不同形式，也是不一样层次的宣传组织的不一样的需求（Ellul，1962/1965：11-17）。技艺社会中的宣传是多层次、全方位和总体性的，风之所及，无可逃逸。
因此，埃吕尔认为“宣传，不管称谓如何，在现代世界慢慢的变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政治体制差异无关紧要，社会层面的差异更重要”（Ellul，1962/1965：ix）。这一看法在1960年代可谓言人所未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战，使交战各国争相将敌人的传播行为视为宣传，英美国家有意识地区分战时与平时、国内与国际的宣传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将宣传视为极权国家的特有现象（阿伦特，1951/2008：452；Friedrich & Brzezinski，1965：129-147；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56/2008）。在埃吕尔看来，这种区分是无效的，因为在技艺社会，只有技艺的力量才能反对技艺，只有宣传才能反驳宣传。在这一点上，埃吕尔与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技术的批评异曲同工。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还是兴起的社会主义都是技艺社会的产物，遵循同样的技艺逻辑，政体形式的差别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埃吕尔对宣传效果的评估也源自他的社会学整体主义，宣传效果分析既要分析个体的心理效应，也要分析社会效应。宣传是一种社会现象，评估宣传效果必须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在。经过强烈的理性化过程，宣传构造出板结的个体（monolithic individuals），心理已经结晶化，断难接受新观念，更容易接受并强化既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个人在历经太多的宣传冲击后，对于宣传内容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但照样不停地购买报纸，遵守宣传口号。个人沉浸宣传的时间越长，他对宣传内容就越敏感，“微不足道令人兴奋的事情，最微弱的刺激都会激活他的条件反射，唤醒他的迷思，并依据这一些迷思而行动起来”（Ellul，1962/1965：184）。因此，埃吕尔认为当时美国学者所热衷的在小众的群体进行实验测量宣传效果是行不通的。毕竟，个人是在社会情境中感受到压力而行动起来，不是在实验室中生活。宣传的社会效应必须摆正宣传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传统的看法是宣传服务于意识形态，而在技艺社会，两者的关系根本颠倒。作为一种人身技艺，宣传遵循自身的法则，慢慢的变具有自主性，而意识形态反成为宣传系统的一部份，并依赖于宣传系统。宣传者作为利用大众传媒和心理技艺的技术专家，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组织的效率，而“意识形态和信条只是宣传在动员个体时的附带使用”，“惟一的问题是效率和效用”（Ellul，1962/1965：197）。
技艺和宣传改变了民主政治运行的机制，在实际运作中西方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幻象（Van Vleet & Rollison，2020：86），“技艺是民主的边界”，“技艺之所得，恰为民主之所失”（Ellul，1954/1964：21）。政治技术化和技术政治化是技艺社会中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定性。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以冷酷的理性将道德伦理驱逐出政治领域，政治成为纯然的理性算计，开政治技术化之先河。政治技术化在技艺社会既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产物，又强化了事实与价值之分。政治是纯然事实的必然领域，与价值无涉，只考虑利害。从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政客觉得自身可以自由决断，实际上他们只能现实主义地就事实问题决断，虽然便利了政治操作，却缩小了政治的范围（Ellul，1965/1967：31-32）。
技艺社会的法则同样成为政治世界的法则。效率成为新的政治法则和新的价值观，成为衡量政府合法性的惟一标准。不论政体形式如何，不同国家都将效率最大化作为现代政治的内在价值。
效率是官僚机器的基本法则，迫使官僚机器与技艺世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科层制与价值无涉。它不关心社会公正或政治自由。它的存在就是要发挥作用，使政治经济社会主体功能运转，促其整体进步。它不寻求真理，也不考虑个人。它遵循的惟一法则是效率。（Ellul，1965/1967：146）
效率原则使技术专家在政治决策中的权威日益重要。在技艺世界，政务官关于手段和效率的决策却不取决于政务官，而是服从于技术评估。政务官不再诉诸于任何形而上学的法则或意识形态信条，而是取决于技术专家提供的决策方案，“政治人物不能选择效率之高低。这个选择是独立于他的。因为他在评估形势时可能会出错，必须求助于比他更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并将决策权付之于人。”（Ellul，1965/1967：63）
宣传是现代政治的内生变量，现代政府合法性源自人民的同意，而在技艺社会，同意是可以制造的，可真可假，真真假假。宣传是制造同意的基本路径，通过宣传来唤醒人们的意愿，形成人民意志，表达人民的同意（Ellul，1962/1965：132）。假如民主政体不能通过控制宣传制造同意，它将会彻底瘫痪（Ellul，1965/1967：96）。至于西方国家自认为民主宣传的核心观念是传播真相，实际上假如没有宣传，真相是无能无力的。所谓民主的宣传实乃悖论，这种标榜忘记了宣传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不加思考地采取行动，宣传者必须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酷无情。宣传也是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影相随（Ellul，1965/1967：232-240）。现代政治为必然性和暂时性的逻辑所挟裹。埃吕尔认为，必然性决定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性的政策，所有真正的决策最终要接受技术专家的意见。而诸如投票、颁布命令、做出判决、选举、计划等等日常决策取决于暂时性逻辑（Ellul，1965/1967：66）。政治的必然性逻辑要求宣传制造舆论来为技术专家的决策辩护，而政治的暂时性逻辑符合大众期待和主流舆论，毕竟大众仅满足于了解表象，不关心表象背后的本质，通过公共舆论表象变成了政治事实（political facts）以及舆论所建构的社会事实（Ellul，1965/1967：103）。
在技艺社会，人们将世界表象为图像，并且仅仅表象为图像。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成为图像是现代性的本质，“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现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海德格尔，1977/2004：91）。与本质性的追问不同，人们更愿意生活在表面，不断翻新花样是图像世界的固有特点。与海德格尔类似，埃吕尔认为，在图像时代，所有的政治信条被简化为纲目，纲目被简化为标语，标语被简化为图片，唯此才能刺激强化对大众的条件反射系统（Ellul，1954/1964：365）。大众鲜有本质性的理解或直接地经验世界，便匆忙地放弃或做出价值判断。在图像时代，事实必须被转译为文字或图像，形成抽象事实（the abstract facts）才能为舆论所关注。事实在转译和传播过程中，只有那些影响大众生活被赋予政治意义的社会事实才是政治事实，“一个事实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是政治事实：第一，如果政府或权势集团决定认真对它；第二，公共舆论认为它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事实。因此，它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为公众消费而翻译的事实，如今被称为政治事实，因为政府治理取决于公共舆论”（Ellul，1965/1967：100）。政府依据公共舆论治理，公众才买账，他们不关心被选择或建构的政治事实遮蔽了多少具体的事实。即便某个事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且千千万万的人都经历过，只要它进入不了舆论场域，它也是不“存在”的。政治事实构成的政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心理——政治的经验体系，它既不是一个真实的体系（universe），也不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体系，而是“一个由口号、黑白图片和直接判断组成的现实（reality），它分散人们对可观察可经验的现实的注意力，以便使他们活在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一致性的奇妙体系中。”（Ellul，1965/1967：112）
在这个心理——政治经验体系中，宣传几乎是所有政治问题的创造者，基本上没有一个问题是自身客观存在的，“只有宣传才能使某一事实引起舆论；只有宣传才能迫使群众游移不定的注意力停留并固定在某一事件上；只有宣传才能告诉我们某种措施的可预期后果。宣传可以使公共舆论凝聚起来，指向某一事件，而这一事件就成为当时的政治事实或政治问题”（Ellul，1965/1967：104）。那么，宣传建构政治世界的微观机制是怎样的呢？首先，政治事实必须让群众看起来“真实”，每个人在这种社会实在中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离不开大众传播技术来建构社会实在，以吞噬个人经验，群众以社会实在为真。其次，埃吕尔认为，宣传可以将具体的事实（或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转化为政治事实，最后制造出政治问题，“被翻译和解释的事实经大众媒介传播开来；宣传围绕其制造舆论（舆论只在一些普遍性的事件上形成）；然后舆论抓住事实，依次对其重组，并赋予诱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倾向。宣传再利用可预见的对它们的自发反应，在此时制造出一个政治问题。舆论围绕问题而形成，要求解决，危机便没办法避免了，因为公共舆论不会接受温和的解决方案。由此，宣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变成引人注目的问题；从诱发舆论的那一刻起，问题就存在了，即使在一开始它完全是无关紧要的”（Ellul，1965/1967：117）。最后，宣传形成的经验体系，久而久之会造成群众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如同隔在个人与真实之间的一道帷幕，我们可能没办法触摸到真实的世界，或者我们真实的经验也会被弱化、修正和改变，即便是个人亲身经历在刻板印象面前也不堪一击。诚如李普曼所言：“一旦受到激发，刻板印象就会用原有的认知图景去主导当前的认识过程，将记忆中被唤起的经验投射到当前的现实世界中”（李普曼，1922/2018：73）。
在技艺与宣传的双重压力下，西方民主政治运行机制越来越偏离其初衷，“日渐增长的技术、宣传和心理技艺以及所有制度的系统化等重大的新事实同时攻击人和民主：它们攻击人，使人顺从，使之沦为制度的一部分；它们也攻击民主，以一个虚构的系统（mythical system）取代一个基于现实的系统”（Ellul，1965/1967：226）。现代民主的核心观念是公民控制国家，国家为公民服务。民主制敞开了参与政治的道路，公民能够最终靠选举、全民公决、请愿、、公开辩论等有效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公民也自以为熟悉政治问题，也相信参与的民主价值。选举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活动，通过选举可以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事实上，理性选民乃是神话，选举并不全是理性选择，也可能出于情感和本能。选民很容易受宣传影响，经常被演讲者所俘获，而且在众声喧哗中个人的声音也常被忽视。而政党、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日益官僚化，也褫夺了公民的自主性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政治本质上已经越来越狭隘，思考政治的方式和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都在退化。政治越狭隘，权力越垄断，价值领域的地位也就越边缘化，政治无力解决善恶、人生意义和责任等问题（Ellul，1965/1967：186）。
埃吕尔戳破了技艺社会中西方民主政治的泡沫，意欲警醒世人抛弃政治幻觉，拥抱真正的民主政治，关注真正的政治问题，对于是非对错表明立场，对于政治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案，并以法治的形式保护公共事务的连续性（Menninger，1981：110-127）。不过，在技艺社会和宣传的背景下，其所欲的真正政治空间及其延续性确是令人怀疑的。埃吕尔承认民主并非有效率的政体，如果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政体，那么全能的管制政府是必然选择（Ellul，1965/1967：234）。但显然，全能政府也不是埃吕尔的选项。埃吕尔将希望寄予技术专家的去神秘化，依赖于个体基于真实生活世界技艺系统（Cérézuelle，2013：63-73）。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西方人对理性、科学与技术的解放潜能的迷思，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啃噬着西方文明果实，启蒙所许诺的玫瑰却伴以血泪和苦难。战后，反思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重要论题。以弗罗曼（Samuel Florman）为代表的技术支持者认为，技术的不足主要是人类的不完美造成的，技术只是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之一；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阿多诺（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为代表的批判社会理论认为技术未必会成为人类的福音，人慢慢地被技术宰制，技术系统窒息了生活世界。埃吕尔则以独创的“技艺”“宣传”概念，从哲学社会学视角独辟蹊径地剖析了技艺社会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并以技艺社会的生产逻辑反思了作为技艺现象的宣传，及其所导致的西方民主幻象。技艺社会是现代宣传的条件，宣传又是技艺社会的构成性要件。宣传属于以人为对象的人身技艺，复合利用机械技艺和心理技艺，有助于从传统社会中脱嵌的人们安然过活。宣传是大众社会和技艺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宣传者与宣传对象共谋的结果，宣传与技艺社会的逻辑改变了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埃吕尔的整体主义和宏大叙事在数字文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可能会招致批评。其最根本的弱点或许在于对技术的一概而论，数字文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界限模糊，用户为自己创造的技术，是否与埃吕尔聚焦的系统创建的技术有本质的不同，是否恢复了人在创造、操作和检验技术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疑问尚未有确定的答案，而平台型媒体的崛起和基础设施化已印证着埃吕尔在1980年代对信息社会所做出的另一预言：信息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变得集中，社会特权将比现在更多地流向大型管理者、知识分子和压力团体等拥有获取相关信息的资源的人（Marlin，1985）。埃吕尔早在几十年前就触及了当今社会的核心问题，其技艺社会和宣传的研究启发有关信息社会和数字媒介的批判性话语。埃吕尔关于西方民主幻象的批判也为实证研究所证实，个体只有依据直接经验，避免媒体偏见，才可能正真的保证理智健全（Winner，2013：99-114）。
今天，媒介广泛嵌入社会生活，其影响远超传播实践的内部回路，成为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条件（Livingstone，2009）。埃吕尔关于技艺社会与宣传的论述，有助于从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的整体性视角重新审视媒介嵌入文化与社会的方式。埃吕尔关于宣传技艺的阐释与媒介环境学有着相同的对技术的关注，但在将技术作为整体的隐喻及主张技术自主性方面，埃吕尔比媒介环境学派更彻底。与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不同，埃吕尔宣传研究理论取向源自马克思和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且有着丰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实践基础。就关注媒介技术如何将自身逻辑加诸现实而言，埃吕尔的研究与媒介化研究形成呼应。不过，埃吕尔研究的是抽象的宣传和政治逻辑，以哲学思辨和整体逻辑见长，而政治媒介化研究的是相对具象的国家和媒介实践，政治媒介化研究的某些结论印证了埃吕尔的观点。就宣传研究而言，埃吕尔超越了视宣传者意图决定的相对主义，也不同于考察宣传效果的实证主义，直指宣传的技艺本质。数字媒体环境中宣传者利用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操纵算法来制造虚假共识，这种“计算宣传”（Woolley & Howard，2016）以其高速传播和强针对性造成空前影响，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宣传的技术维度越来越难以漠视，促使研究者直面日益被平台媒体技术逻辑所影响的现实。传统宣传研究大多关注宣传与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埃吕尔对于宣传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分析影响了西方宣传研究的脉络，在当下更凸显其预见性和洞察力。
20世纪的宣传研究受到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相同的领域学者的关注，与之类似，21世纪的数字媒介也早已超出传播学范畴，理解数字媒介需要埃吕尔整体主义的视野。数字媒介技术狂飙突进的当下，我们应该思考和想象媒介技术的未来，而从埃吕尔对传统技艺的描述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理想技艺的模样，即这种技艺“直接指向明确的目的：社会的内在整合”，既不是自证的，也不是从外部强加的（Ellul，1954/1964：31）。埃吕尔所预言的技术全方位向自然与社会扩展，自我衍生，自我扩张，这似乎有技术决定论的意味。但埃吕尔不觉得自身是悲观的技术决定论者，他将技艺社会的逻辑推导到极致，更多的是为了警醒世人，问题不是要铲除技艺现象，而是希望人们以基于真实生活世界的行动来驾驭它（Ellul，1954/1964：x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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